《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的奠基之作

否则，一旦中国内乱爆发，根据中国国情，早先俄罗斯、东欧国家民众的生活状况，就是明天中国民众生活状况的写照，甚至还远远不如。

当然，理性并不仅仅与形式逻辑关联，它还与修辞学密切相关，否则理性的法律行为并不一定能够得到目标听众的认同。这种逻辑框架正好可以用于我们作为法律论证评价的逻辑工具，正是它可以成为我们通过司法理性的桥梁。

非形式逻辑的历史虽然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智者论辩术以及苏格拉底的诘问法，但作为逻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只不过是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事。苏珊}哈克也提出，论证评价大体有三种方式，即逻辑标准、实质标准与修辞标准。[22]苏珊}哈克的逻辑标准也仅仅限于形式逻辑标准，并非考虑到非形式逻辑标准在内。正是这种法律论证框架成为司法公正实现的基本工具。换句话说，他们的所有法律行为应当以追求司法公正为价值目标。

而因果推理就是一种非必然推理。河南省高院于 2010年5月8日作出再审判决：撤销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核裁定和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宣告赵作海无罪。2006年10月31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通过了修改《人民法院组织法》的决定，从 2007年1月1日起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死刑案件复核权。

根据非形式逻辑家们的观点，评价一个具体论证，至少有三个层面需要被考虑。可以这样说，正是这一系列震惊国人的重大刑事冤案的发现才促使我国立法机关和最高司法、执法机关不得不把司法公正推到2011年两会的浪尖上来。在司法实践中，价值理性始终是法律人关心的核心问题。修辞标准评价的是论证对听众的说服力、引起的兴趣以及吸引力。

[2]有学者说，公平是相对于民事审判而言的，而正义是相对于刑事审判而言的。到底哪个英文术语更能代表汉语中的理性的意义呢？我们认为，哪个都不能代表，因为汉语中的理性应该包括这三个英文术语的含义。

根据罗尔斯的理论，作为公平的正义是由两条具有优先序的原则构成的：第一条原则是自由原则，第二条原则是平等原则。正是因为推理或论证把逻辑与理性关联在一起。人们通常把法律公正分为三种子类型，即立法公正、司法公正和执法公正。[12]熊明辉，法律理性的逻辑辩护，学术月刊2007年第5期，第20-25页。

（2）前提足以推出或支持结论。很显然，美国法院当时放走了一个坏人，因为真凶至今都未抓到。[14]其中，条件（1）、（2）、（3）解决的是说理理性和推理理性问题，条件（1）和（4）解决的是价值理性问题。再说，无罪推定背后的论证模式就是诉诸无知论证，其中的推理模式显然是非必然的，无罪推定并不意味着被告人就真的无罪，而是在没有足够证据证明被告人有罪的情况下推定他是无罪的。

而程序公正强调的是有关法律裁决是否符合法定程序规则。只给主张，不给理由，那就是空喊口号。

科瑙认为：正义是一个道德上的正确性，这种正确性是建立在道德、理性、法律、自然法则、信仰、公平或衡平基础之上的，并伴随着对违反所谓道德的惩罚。评价法律论证好坏的方法就是法律逻辑方法。

[16]而逻辑与理性自古希腊开始就交织在一起。在努力推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过程中，这种司法不公正现象如果不及时解决，会发展成为建设和谐社会的一个严重障碍。其中，第一种情况是法律论证所要达到的理想境界，第二种情况需要论证者继续履行证明责任，第三种情形通常会不发生，第四种情形所有工作得重新开始。正是这种法律论证框架成为司法公正实现的基本工具。或许这类冤死案还不少，如内蒙古的呼格吉勒图案（1996年发案，1996年判决并执行死刑，2005年抓住真凶）等。从表面上看，这不无道理。

（6）都曾经放走了坏人，冤枉了好人。[18]如今，英语世界的哲学家们通常都把康德的vernunft这个德语术语译为reason，可见，康德的理性主要是前述说理理性层面。

他们的目标听众也至少有两类即自己和人民法院。其意义在于对自身存在及超出自身却与生俱来的社会使命负责。

当然，制造这起冤案的责任并不仅仅在于刑侦人员，检察官和法官也负有不可推缷的责任。法律论证有其特殊性，特别是其语境敏感性，这种特性需要引入广义逻辑观即非形式逻辑理论作为其方法论基础，从而为通过司法公正提供方法论指导。

虽然各种文化之间存在着某些共同的正义原则，但这并不足以产生一个统一的正义概念。1994年6月12日，辛普森的前妻尼可}布朗}辛普森与其男友罗纳德}高德曼被杀。缺了一条腿，这个三脚架就会因失去平衡而倒下。在法律推理中，价值判断具有发现、比较、选择、归类、定性、量裁、导向等功能，这些功能对于法律推理来说是不可缺少的。

但无罪推定和疑罪从无原则已被当时的法律实践所尊重。根据Wordiq网络百科全书的观点，英语中的logic这一术语来源于希腊语λ?γο?，也就是logos，而logos的含义就是理性之意。

控方证据主要有：（1）911电话录音与辛普森对尼可进行家庭施暴记录。[14]熊明辉，法律理性的逻辑辩护，学术月刊，2007年第5期，第20-25页。

（3）一审均判死刑，但因证据不足或事实不清被发回重审后改判死缓或有期徒刑。在西方，衡平作为一个法律原则，它源于英美普通法传统，通常被认为是对普通法严厉性的缓和，也就是要允许法庭能够行使自由裁量权并根据自然法行使正义。

[6]二、 司法公正提出的法律现实背景2011年召开两会前，根据人民网统计，司法公正已成为网友对两会关注的第二个热点词。（4）除孙万刚案是疑罪从无之无罪推定的结果之外，其他案件得以雪冤的原因都是决定性否定证据，要么是被害人生还，要么是抓住了杀人真凶，要么是真凶坦白。理性使人觉得负有社会使命感。这意味着，警官弗尔曼所给出的证据有可能是设计陷害辛普森的，其证据的可采性自然就受到了挑战。

这种支持关系有时又被称为推论关系或推导关系，通常被分为两大类：一是必然支持关系。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修辞术可以被定义为一种在任意给定情况下辨别可获得的说服手段之能力。

库恩认为，就理性说服而言，论证理论的核心主要取决于逻辑学、论辩术与修辞术这个三脚架。但是，我们不能把法律逻辑简单地看成是传统形式逻辑或现代形式逻辑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这种观点已经过时。

不过，弥尔是一个对正义重要性唱反调的人之一。在刑事审判中，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责任原则决定了在从证据到案件事实的论证过程中其前提与结论之间只能是必然支持关系，而不应当是或然支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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